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处相连形同弓背，京广线和长江水道则形成弓弦和箭羽，中三角地区正处于搭弦之处，这就是中国经济区位发展的“弓箭理论”。“这样一个弓背和弦箭交错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把弓箭，武汉正好在发力点上。这将形成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或者是中国经济下一个发动机。”陈东升大胆预言。 
 

　　“ 要付出何种代价， 才能在美国生产iPhone？”

　　“不可能。这些工作回不来了。”

　　这是去年2 月，在硅谷的一次宴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同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一段经典对话。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苹果庞大的生产链条中有70 万工人和3 万工程师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而这不仅仅是由于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

　　一位苹果前高管说，现在整个产业链就在中国。如果你需要一千个橡胶密封圈，在隔壁的工厂就能买到。如果你需要一百万个螺丝，过一条街就能买到。如果你需要特制螺丝的话，只需要三小时就能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苹果的供应链情况是中国制造伟大故事的续篇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产业格局开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四次转移之后，这样的故事即一直与一个现实大国的崛起如影随形。

　　不过，这些巨无霸式的新型产业集群，正在由过去的生产基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迁往生产成本更低、要素资源更充沛的中西部地区。

　　“如果你要追寻产业转移的最新风向，那么请到中三角地区来看一看。”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武汉高峰会上表示，从世界历史角度看，目前正在发生产业乃至经济增长极的第五次转移，而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城市的中国中三角地区有希望成为这次历史性转移的主角。

　　这种新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无疑是以中三角为先导的中西部地区的机遇。过去三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由于国家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地理区位优势，抓住对外开放形成的政策优势和市场红利，将中西部地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随着沿海地区制造成本的抬升以及外需市场正在经历的持续性危机，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今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出口逆势飘红，即是这一变化的真实写照。

　　30年前，香江对岸的蛇口半岛奠基了中国第一个加工出口园区，自此开启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也启动了珠三角乃至南中国的快速增长期；20年前，浦江东岸的起吊机徐徐开动，不仅在其后十年再造了一个新上海、一处长三角，更由此拉开了大国崛起的序幕。

　　而今，处于“中国弓”箭心位置的长江中游地区，正在迎来城市化和产业化的黄金发展时代，或将扮演世界经济增长极变迁中的新角色。

　　增长极的第五次变迁

　　根据辜胜阻的观察，中国沿海的产业现在面临“四个1/4”的“腾笼换鸟”：1/4 转型升级，1/4转移到内地，1/4 转移到海外，比如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等，还有1/4 将被淘汰。

　　对于转移到内地的这个“1/4”，产业投资规模达数以万亿计，大致上正呈现出两条转移路径：

　　中三角正面临世界产业的第五次转移机遇

　　第一条是从广东和福建，向湖南、广西、江西、湖北等地转移；另一条是由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地区，向江西、安徽、湖北地区转移。

　　“不可否认，决定产业转移方位的一条直接因素，便是区位因素。”辜胜阻说。珠三角和长三角向内地延伸的方向，不约而同地导向湘鄂赣三省，尤其是长江中游的中三角地区。

　　当前，如果说中国内地城市化的发展程度可用“万达指数”(即万达集团在一座城市建设城市综合体的数量和规模)来衡量的话，那么产业转移的深度则可用“富士康指数”来测量，即富士康在内地建立生产线的数量和规模。

　　以河南为例，郑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4 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达148.4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其中，富士康集团下辖企业实现进出口75.1 亿美元，占河南省进出口的50.6%。因而，该省的出口增长即直接得益于富士康内迁。

　　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不同，类似iphone 生产线的新型产业集群是全球高端消费产品的重要供应端，相比服装或玩具等制造行业更加重视技术和设计元素。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全球大宗消费品制造工场的大举内迁，只是世界经济增长极新一轮变迁的前兆之一。

　　从世界历史来看，曾经发生过四次产业转移，每一次产业转移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极的深刻变迁。所谓“三十年河东”，风水轮流转。

　　18 世纪至20 世纪初，英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保持了100 多年的独霸地位；20 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和品牌中心，从而替换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掀起制造业发展的高潮，日本制造横扫北美，形成产业转移的第二次高潮。

　　20世纪60-80年代，欧美日集中发展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及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亚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及拉美转移。

　　20世纪80年代之后，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向中国内地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迅猛增长。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在2010 年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当前，随着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三角正面临世界产业的第五次转移机遇。

　　寻找新比较优势

　　以中国企业家论坛武汉高峰会的召开为标志，业界关于中三角地区能否构筑下一个经济增长极的讨论再度升温。

　　在泰康人寿集团董事长陈东升看来，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沿海地区的三个增长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处相连形同弓背，京广线和长江水道则形成弓弦和箭羽，中三角地区正处于搭弦之处，这就是中国经济区位发展的“弓箭理论”。

　　“这样一个弓背和弦箭交错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把弓箭，武汉正好在发力点上。这将形成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或者是中国经济下一个发动机。”陈东升大胆预言。

　　苏州广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昌宁认为，中三角地区面积达18 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9千多万，开发强度不高；而长三角则只有5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多达1亿5千万，是中国开发强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因而仅从硬件条件相比，中三角有广阔的开发空间。

　　谈到武汉地区的比较优势，在泸州老窖集团董事局主席谢明看来，经济发展东中西有梯度，运输观念也有梯度，中部恰好是半径最小的，武汉毫无疑问是中心位置。

　　“泸州老窖去年生产白酒16万吨，其中10万吨要运出四川，然后以武汉为基地分销全国。我们已经决定在武汉新洲投资10亿元，建一个物流园区。”谢明告诉记者。

　　对于企业家们来说，以武汉为核心的中三角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所拥有的连南接北、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仍然是吸引他们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以武汉为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可覆盖11亿中国人口，3 小时高铁圈内，聚集着数亿人口。

　　除了“中转性”和“过渡性”的区位特点明显、具有显著的市场辐射力之外，成本优势也是中三角地区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业界认为，当前在对房地产的依赖和泡沫包袱比东部少的同时，中三角发展面临城镇化加速发展机遇、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发展机遇和绿色经济发展的机遇。

　　此外，中三角地区丰富的科教资源亦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武汉城市圈作为我国主要的科教中心和智力密集区，其人才储备量和科研能力占据了重要优势，是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才培养地和输出地。

　　辜胜阻表示，在当前宏观形势下，中国迫切需要稳增长的“新增长极”，而中三角的崛起不仅有利于实现稳增长的重要目标，也有利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从现实来看，现在最现实的是稳增长，在经济下行时期，谁是中国的新引擎？”辜胜阻直言，利用中三角的后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把后发地区培育成新的增长极，是稳增长的重要战略。

　　中三角要打造经济增长极：必须重视物流的减负

　　“抓好新经济版图上的供应链”

　　7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四川调研经济发展形势时指出，生产决定流通，流通也会决定生产。货畅其流可以促进消费，进而扩大生产。我们在认识上必须更加重视流通。

　　天然的区位优势不等同于现代物流优势。尤其对于拿真金白银做市场的企业运营者们来说，传统的地理和交通因素已不再是决定商务成本的核心要素。

　　“现在内地的成本是比沿海低一些，但加上运费后总成本并不低。”利丰发展( 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赵丽娟表示，相对沿海乃至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越南这些地方来说，中部地区的物流成本要高，而制造业的客户一般不愿为生产转移而支付成本，所以存在矛盾。

　　“根据我们寻找供货商的亲身感受，从浙江到中三角，流通成本增加了13%、20%，甚至30%，往内地找是便宜一点，但是加上运费，所以总的成本不一定便宜。所以现在沿海还是有优势。”赵丽娟说。

　　来湖北投资的一位企业家表示，如果要发展中三角的经济，首先一定要把交通建设做好，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包括维持仓储用地的相对低成本。“只有物流的配合、交通设计的配合，才可能把内地的供应商充分开拓出来，使地区经济更加发达。”

　　中国企业家论坛名誉主席、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认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不一样，供应链的建设问题更复杂，要求更高，距离更长，特别是冷链的建设。

　　“中三角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比东部地区还要高。比如食品安全，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农田管到餐桌，保证这个地方食品品质的安全，这就要求对整个供应链要做一个全面地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刘明康说。

　　关于降低物流成本的问题，接受本刊采访的业界人士均建言，除了做增量上的考虑如兴建新的交通基础设施之外，还必须重视现有物流通道上的减负。

　　“路上哪能有那么多的收费站呢？供应链过程当中使用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怎么不能够给一些税收的优惠呢？怎么进行各种安全的考核和全过程呢？”刘明康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连番发问。

　　他表示，希望地方政府不要等中央有关部委下文件解决问题，如果中三角真的要兴旺发达，就必须敢为人先，把这个事情抓起来，首先下决心撤掉那么多的收费站。

　　“关于冷链和供应链的建设问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就是香港，中三角的建设希望能够有国际视野，针对弊端和问题做好自己的功课，特别是抓好新的经济版图上可能出现的供应链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刘明康建言。

　　经济增长极与企业家精神

　　回看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增长极的每一次变迁，都伴随着新一轮大规模创新活动的兴起，而无论是技术层面上的创新，还是管理或生产模式上的创新，都源于以创业、创新为本源的企业家精神的崛起。

　　西方发展到19 世纪，人们将企业家具有的某些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

　　中国奇迹同样如此：无论是改革初期以乡镇能人型企业家为代表的“乡绅企业家”，还是90 年代离开体制下海创业的“士大夫企业家”，抑或新世纪以国外归来的科技精英型企业家为代表的“海归企业家”，均是中国30 年高速成长的内在动力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区域增长极来说，越来越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靠什么来打造？要靠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张维迎说，在法治环境营建上，首先要强调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要保护企业家创业、创新安全。“对于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的法治环境跟文化环境，是不是使他感到安全，是不是只要使他感到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关于创新，中三角不缺乏资源，我们可能也不缺乏人才，中部地区还是很有历史，很有传统，很有优势。”刘明康说，但政府要做好三件事情才能激发起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第一是降低企业税费，让企业有利润去做研发；第二是加强产权保护，让企业便于创新，安心创新；第三是坚持高标准，让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好的品质。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建议，如果中三角要加速发展，那么应该在思想观念、环境营造上有一个超越的概念，这个超越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体制改革层面上。

　　“如果你继续按部就班地去走，跟别的城市一样，那可能你的改革速度就会很慢，因为在竞争的过程中要想加速，或者比别人有所突破，就要在观念上、环境上和体制上进行突破。”刘晓光说。